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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日，听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教授在南京大学谈2008年“两会”当中的教育热点问题，引发了笔者的一些思考。

一、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

周教授在报告中谈到当前我国教育的价值取向问题，即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平衡与选择。笔者以为不仅教育本身存在价值取向的定位问题，作为优质教育的有效支撑，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同样值得我们深思。教育研究的价值在于什么？教育研究对于教育应该承担的使命与责任又是什么？仅仅在于认识、解释教育现象、发现教育规律吗？绝对不是，教育研究的终极目应该是改造教育，即不断提升教育的水平，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就好像整个人类科学的使命一样：认识世界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然而，当前的教育研究对于教育的改造究竟有多大的贡献率呢？

二、就业问题与金融危机

就业问题与金融危机是本届两会的又一热点问题。据周教授报告，两会期间许多人大代表认为当前就业难是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然而，发人深思的是就业问题并不是在金融危及全面爆发的今年才凸现出来的。前几年，在我国GDP飞速增长的情况下，就业压力不是也在持续增大吗？显然，从这一意义上讲，就业问题与金融危机之间只是一种表层的因果关系。因此，可以说就业问题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金融危机只是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矛盾而已。

三、人大制度任重道远

周洪宇教授既是全国人大代表，又是教育研究的学者，还是主管湖北省科教文卫的人大副主任，因此他实现了研究与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正如周教授所言，实现了“工作研究化、研究理论化、理论实践化”。然而，对于哪些非人大代表的教育学者而言，他们的声音又如何在人大会议中体现？他们有研究的基础，他们对于其所在领域问题有着深入的认识与研究，然而，他们似乎没有像人大代表那样有效的途径向人大会议提交提案。因此，似乎可以说，人大制度尚有待进一步发展、完善。

*你是风儿，

可爱的风儿，

你轻盈灵动；

潇洒的风儿，

你令人迷醉。

你是风儿，

令人情不自禁。

于是，

  有人不甘等待，

  有人不顾一切，

有人开始紧紧地追逐你，

渴望迷醉，

迷醉在你美妙的舞蹈里。

你是风儿，

因为你飘忽洒脱，

追风，

泛着气一种执着的气息；

因为你飘荡在每一个角落，

追风，

也许会让我们看得更远；

因为你的足迹遍布海角天涯，

追风，

也许会让我们走过不凡的人生。

你是风儿，

疾走天涯是你的品格。

所以，

追风，仿佛竹篮打水，

也许注定一无所获。

许多时候，

追风，既令人激动，

又伴随着伤感、失落。

你是风儿，

灵动美妙。

却总有人渴望追风，

为什么？

静静欣赏你动人的舞姿，

不是更好么？

细细品味你美妙的歌声，

不是更令人迷醉么？

你是风儿，

追不到，也追不起。

我愿静静地沉醉，

沉醉在你轻盈灵动的舞蹈里，

愿你与我今生为伴，

                          伴我走过像你一般多彩的人生。

前几天，听桑新民教授提到为纪念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滇办学八年（1938年5月4日~1946年5月4日）的“三绝碑”，甚是感慨。此碑之所以谓之“三绝”在于闻一多篆额、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庸书丹、冯友兰先生撰写碑文，确实是一篇词采华丽行文工整的难得华文[1]。就文采而言，这篇碑文的最大特点是其将西南联大八年办学史置身于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加以审视，确实有种气吞山河的气势。另一方面，除了立足国内，碑文又能寰宇内外，从中西文明演化对比的视角定位西南联大在滇八年的地位与价值，刹那间让西南联大的独特历史地位与重要现实意义更加凸显。也许，立足历史，寰宇内外确实是全面、深刻认识事物的有效方式之一。

纪念碑全文如下：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掠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移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校。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如，此其可纪念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软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庚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日：痛南渡，辞官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河泽。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器，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倭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罗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喜闻中国教育技术协会期刊专业委员会29家会员期刊“为端正学风，营造学术研究与交流的良好氛围”[1]于2008年10月联名发出对今后发生的“一稿多投”现象及有关作者的应对以及处理通告，真是可喜可贺、大快人心。这不仅反映了教育技术界掌控学术舆论的媒体实权派下定决心遏制教育技术界学术失范现象、打击学术不端行为的决心，同时也是学术质量管理史上的一大突破与创新。相信不久的将来，教育技术学术界也许会出现学术界未有之“良好学术风气”。

作为保障学术质量、规范学术道德的一大“创新措施”[2]，教育技术界这一严打学术不端行为的期刊联盟，似乎有点20世纪初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向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之际出现的“经济托拉斯”的味道，暂且允许笔者称本次学术期刊联盟为“学术托拉斯”。与经济托拉斯阻碍竞争的负面作用不同，这一学术“托拉斯”无疑有利于端正的学术风气、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笔者也相信重拳之下教育技术界的作者们，特别是学术不端者一定会引以为戒。

然而，回顾近年来，我们学术界的不良之风，又岂只是学者们单方面的责任，学术托拉斯作为当前学术界“不发表即毁灭”游戏规则的主导者和掌控论文生杀大权的绝对实权派就没有一点责任吗？换言之，专业学术期刊，特别是那些荣膺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或南京大学“CSSCI”来源，在高校教师职称评定、课题申请、研究生学位获得中举足轻重的专业期刊[3]与论文作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是平等的吗？仅考察一下当前收取高额版面费的“中文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的数量也许我们就能管窥这种所谓的优良“学术风气”。

“版面费”这一学术怪胎的产生有着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当前特有的科研评价机制催生了这样一个学界“怪胎”，同时也成为学术界默许的潜规则之一。大家都明白这是一个学术怪胎，而且渗透在学者们科研生活的方方面面，但都感觉无能为力。面对掌握着绝对权力的学术托拉斯，除了默默地忍耐、遵守，学者、论文作者怕是难以获得平等对话的机会。

试问版面费的合法性何在？作为一种现实存在，它的法律、道德基础在哪里？

版面费的存在是不正常的，它既不符合学术规则，又不符合商业规则，所以笔者称其为学界怪胎，然而它却能“可持续发展”到今天，且发育良好，还能不断恶性扩散、膨胀，确实令人颤栗！而且，更可怕的是“版面费”这一学术怪胎的魔掌所覆盖的学术期刊数量与水平也在急剧增长，从最初的那些所谓的低水平期刊开始侵染到许多学界引以为傲的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了。能够恪守最后一篇学术净土、不收取任何版面费的专业期刊更是少之有少了，更不用说还有那几家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是有稿费的。另一方面，版面费的额度也呈指数级增长，从最初的四五百，到七八百，甚至上千块，难以尽述。杂志社俨然要与商界传奇一比高下：谁说学术界不能一本万利？如果要说版面费这一旷世怪胎的作用的话，首当其冲的或许当数其证伪了“只有企业才能盈利”的这一传统论断。按照这一趋势发展下去，我们“端正的学风”或许会“绵延永续”，且能“不断超越”。试想一下，学术期刊作为学者发表、传播科研成果、交流学术的权威媒介一旦受到致命病毒的侵染，其后果会怎样？也许不仅仅是一个病毒、一个怪胎，而会渐渐演变为一颗恶性毒瘤，如果不加及时治疗，将会危机整个学术机体，甚至导致整个学术生命的终结。

我们打击“学术不端”可以联名声讨，在正义的旗号下，将杂志社、编辑的部分职责转嫁给了读者、作者，是一种不错的尝试，至少其维护学风的初衷是好的。然而，对于版面费的问题，我们许多期刊从来就是讳莫如深、语焉不详，而在实际操作当中“一分也不能少”！如果版面费属于合法费用的话，学术期刊托拉斯完全可以发布一个联名通告或告广大学者书，声明由于经费、销量等原因，需向各位作者收取版面费，我想只要合情合理，作者们会同意的。然而，却显有这样的通告。物价局可以对商品的价格，乃至大学的学费、住宿加以核定，消费者还有一个消费者权益保障协会，如果合情、合法，学术期刊的版面费为何不能由物价局去核准呢？另一方面，学术期刊为了遏制学术失范事件的发生，同时也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可以联名公告，而当某些作者的论文未经本人许可被某些期刊擅自发表，致使其陷入“一高多投”的尴尬境地，其权益又有谁来捍卫呢？显然，从这个意义上讲，学者，特别是那些刚出道的或有志于从事学术科研的人是无力同学术界这些媒体实权派、期刊托拉斯相抗衡。他们除了默默地遵守潜规则，别无他法。

这就造成了一个学术强权之下的双重学术盘剥现象。一位学者历尽辛劳，完成一篇凝结其智慧劳动的学术论文，却在发表时还面临高额版面费，如何是好？劳有所获本应是普世法则，但在学术界知识分子却“劳而倒贴”，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况且，从现实层面来讲，即使版面费的存在合情、合法，对于论文作者，特别是那些尚处于学术生涯起步阶段的研究生而言，高额的版面费更有着不可承受之重。他们没有工作、没有可以填补版面费缺口的经费，他们该怎么办？他们能怎么办？当他们收到核心期刊的录用通知时，他们欣喜若狂、激动不已；然而当他们展开那封有着特别意涵的录用通知，面对上千元的版面费时，他们却犹豫了、惶恐了，他们不知所措！无奈啊，这就是他们梦想步入的学术潜规则，年轻的准学者们不得不在罅缝中寻求生存，要么屈从于这些近乎残暴的潜规则，要么寻找那些尚有一丝净土的学术期刊发表其成果。长此以往，这种不良风气则会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浸淫、沿袭，当年轻学者执掌学界的时候，数十年的浸蚀，他们早已习以为常，甚至于认为版面费都是理所当然，并将这一“传统”继续延续下去。或许，他们已经忘却自己年轻时候面对高额版面费的无奈与痛苦。毕竟，那都已成为过去，现在他们掌握了学术话语权，没有期刊敢向他们深处“乞怜”之手的。如此一来，版面费对于学术界之毒害将会存万年而不朽，叹哉！而其对一代一代青年才俊之侵蚀、毒害，甚至于扼杀，难以尽数！

试想，如此条件之下，我们何谈优良学术传统的继承？何谈良好学术氛围的营造与超越？悲乎！那些收取高额版面费的核心、CSSCI来源的学术期刊可否再盈利的同时考虑一下本学科、本专业下一代学者的培养？能否为他们营造一个稍微“宽松”的环境？所谓“宽松”的学术环境，并不是要降低论文成果的学术标准，只是希望给年轻学者们提供一个比较公平、公正的发表出口。一本中文核心期刊或CSSCI如果对于所有论文都收取高额版面费，那么对于那些拥有才华、富有激情和创造性、有志于学术科研事业、又没有稳定经济来源的年轻的准学者来讲，无疑是当头棒喝！他们也只能视学术为“曲高和寡”、望而却步了。

在“版面费”这一怪胎大行其是的今天，即使它存在合法，我们不能从根本上取缔，为什么不能创新一种有助于培养年轻一代学者（特别是研究生）的论文发表规则呢？一本权威专业期刊能否在每一期留出几篇论文的篇幅（名额）不收版面费？哪怕只有一本期刊的1/5版面、哪怕对这几篇论文质量的要求更高一些，想必都有利于年轻一代学者的培养与提高的。然而，我们的学术期刊，特别是那些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专业期刊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它们的运作理念与学术渐行渐远，却与商人、市场越走越近；它们的学术色彩在一点一点淡化，而商业气息却在日渐浓厚。这一点，看一看某些学术期刊色彩绚烂的广告扉页、夹页就可窥一斑。这些难道就代表我们的学术未来吗？毕竟学术期刊（Journal）不是生活杂志（Magazine），它的生存之道不在于赚取多少广告费，而在于不断提升学术水准，赢得良好的学术声誉；它的价值不在于宣传科普知识，而在于传播高深学术，促进科学进步。

如果说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期刊为了求生存“不得不”向已经付出大量智慧劳动的作者们伸出名为“版面费”的“乞怜之手”的话，那我们那些具有良好学术声誉的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要价不菲的版面费又做何解释？难道是这些学术期刊的销路不好？粗略估算一下，这些期刊应该是全国数千所高校图书馆的必订期刊，也是高校之中相关院系资料室以及学者经常订阅的期刊，还不算这些期刊相关专业个人订阅的数量，如果按照10元/册（一般是月刊）计算，其利润会少吗？当然，除去印刷费、评审费（评审委员是否需要付费，笔者尚不清楚）等开支。而且，一般而言，国内许多学术期刊杂志社的专业工作人员并不庞大，许多都在十人左右的规模，而且很多社长、主编、编辑同时又是高校科研机构的在编工作人员，杂志社俨然成了他们的兼职单位。如此情况之下，那些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难道会经济拮据、难以维系？似乎难以令人信服。即使确实办刊经费困难，每位作者上千元的版面费是不是太不靠谱了？

学术托拉斯有助于遏制学术失范，打击学术不端行为，然而发人深省的是当前学术期刊与学者们，特别是那些资历尚欠、尚未出道的年轻准学者的不平等关系并不利于学术事业的继承与发展，甚至会严重阻碍学术繁荣、科学进步。如果没有学术期刊面前的合法与公正，希求真正的良好学风与学术繁荣怕只会流于空谈、永无企及之日。

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可以改变一个人，理想、追求、知识、成就感、权力，甚至于金钱、地位和偶然的事件、遭遇，其中不乏巨大的撼动力量，激励人们勇往直前、不断超越。不过，笔者倒是觉得“习惯”当中也蕴含着很大的力量，所不同的是习惯的力量是潜在的，令人难以察觉。这一特点使得习惯的力量更显神秘。一个良好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习惯就好像一套外在的保障机制会无形当中促进一个人实现理想、走向成功。反之，一个糟糕的习惯可能会毁掉一个人美好的前程，甚至于健康。

拿我自己来说，回想最近三个月来（或许更早一些）自己的习惯确实不敢令人恭维。仅撰写博客一项来看，就足以说明自己糟糕到什么程度了。如今，离上次更新博客已经有近三个月的光景了，想起来真是可怕！期间，有多少次自己声言要下定决心写一些东西出来，但却总是为自己找种种借口，要么是事情太多，要么口口声声说等某件事情忙完了一定去写。凡此种种，周而复始，打眼一看，已经快三个月了，真是汗颜啊！不仅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那些“南学录”的读者。习惯的力量是无穷的，而当借口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自己的处境则难以乐观。首先，自己会失去“南学录”这一重要的思想源泉和对外窗口，而在不知不觉中陷于自我为中心的有限时空当中难以自知。其次，自己还将失去一个重要的写作舞台，难以将自己的思想、灵感及时地记录下来，历久弥新，不断沉淀、积累。况且在Web2.0时代已经悄然而至的今天，我们不能仅仅置身于现实环境而无视虚拟空间当中的第二人生（Second Life），否则在全信息时代到来的那一刻我们就可能被这个世界所冷落。

所以说，好的习惯无论如何都是要坚持下去的，而寻找借口的倾向则必须加以遏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2008年12月4日，南京大学前校长曲钦岳院士与南京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系的师生进行了一次有关高等教育的座谈会。笔者有幸参加了本次座谈会，一睹了曲钦岳校长的风采。曲校长虽已年过七旬，但言谈之中我们不难体察到他立足中国现实的强烈社会责任感，感受到他那一颗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座谈会上，曲校长谨言慎行，谦和平实，除了提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八个问题之外，便执意不再发言，理由是他因种种原因已经好久没读书了，只是思考了高等教育领域的几个问题，但还没想清楚，所以只想听大家谈，给他一些新思想。这种座谈笔者还是第一次参加，然而短短一个上午，却让我感受到曲校长超然的追求境界和卓越的个人魅力。

曲校长在座谈会上提出了自己正在思考的八个高等教育问题，发人深思：

1. 中国大学本科教育有什么好的东西？发达国家大学本科教育又有什么好的东西？能不能把双方好的东西融合起来？

这一问题体现了一位中国名校校长的大学理念与教育追求，若能将中国大学本科教育的长处与发达国家大学教育的优势结合起来，也许这么多年国人呼之欲出的“世界一流大学”真有一天会问鼎中国。这一问题似乎更像一个愿景（vision）、一个永远无法企及的教育乌托邦！当然，对于前两个子问题而言，中国大学本科教育和发达国家大学本科教育显然都应有它们各自的优势，只是对于这种优势尚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与发掘。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无论是中国的大学教育还是发达国家的大学教育的优势不仅体现在中国与发达国家大学教育优势的整体差异上，还应包含各自不同类型大学拥有的独特优势，即整体优势和个别优势。即使我们能将两种大学本科教育的好处条分缕析，一一厘定，它们能否真正融合起来呢？从形而下的战术层面上讲似乎完全可能，譬如中国大学借鉴、吸收发达国家大学的一些好的做法（方法）促进自身教育某一方面的发展是可能的，但形而上一点讲，试图将建基于两种不同文化传统与大学理念之上的大学教育进行优势互补似乎并不容易。

2. 中国的素质教育与发达国家的通识教育有何异同？

中国的素质教育似乎更像一个基础教育领域特有的范畴，而通识教育无论在中国还是发达国家则是高等教育中的一种教育。从二者的指向上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强调学生非专业素质或素养的提高。二者的差异则在于素质教育更强调中小学学生基本知识、技能与情感的普适教育，通识教育则突出大学生，尤其是低年级大学生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应当具备的宽厚基础，涵盖知识、技能，情感乃至精神（如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等层面。可见，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都强调科学的统一性和人的认识的全面性与综合性。在发展的层次上，通识教育可以说是素质教育在大学的一种延伸。

此外，笔者以为素质教育在外延上似乎较之通识教育更加广阔，譬如素质教育可能不仅包括中小学生各门科目的均衡发展，还可能涵盖学生的文艺、特长乃至日常生活能力的发展，而通识教育则更强调学生在科学王国中各门学科的基础，延缓了个人学习的专业性，让学生通晓各门学科的基础与精要，为他们以后的专业化发展打下宽厚的基础。

3. 中国，乃至美国的高校都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问题，二者应该是平衡的。

“重科研轻教学”这一问题似乎得到了人们广泛的认同。暂不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如何，首先这一问题的合法性何在？或者说它存在的依据是什么？仅凭国家对于科研经费、奖励的投入“大于”教学就可以得出此结论吗？笔者认为有必要全面深入的论证这一问题存在的合法性，即“重科研轻教学”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特点和表现乃至潜在的危险。1998年4月，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下属的博耶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委员会发表了题为《重建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蓝图》的研究报告就是对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一次深入的论证与研究，而不仅流于口头呼吁和经验判断。换言之，既然“重科研轻教学”是一个普遍性的、貌似具有重大危害性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先对其研究清楚再来探讨其解决对策呢？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研究形成一个类似“科研 vs 教学：中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的报告呢？卡内基教学促进会发表的每一个报告之所以影响深入，就在于他们对于每一问题都有过深入的研究。至于“重科研轻教学”这一问题的根源，笔者以为可能与当前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环境下各国对于国家利益的过分强调与追求不无关系。毕竟，对于科学研究的强调会直接导致科技的进步，而科技的进步又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本国军事和经济实力乃至综合国力的提升。而教育作为“百年大计”，往往在短期内难以显现其直接价值。当然，如果可以，通过阶段性研究还是可以揭示教育对于经济、社会的贡献率的。总之，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们首先应该清楚地认识它。

4. 高等学校改革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

5. 南京大学的改革中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什么？

6. 如何分析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官本位问题？

7.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问题

8. 一个建议（高等教育研究的取向问题）：南京大学教科系要研究理论问题，又要研究重大的现实问题，要运用理论研究，探索和设计能最大限度地掘进理想境界的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帮助大学领导者和政府改变现状，对国家乃至世界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这八个问题无疑对于当前的高等教育研究有着一定的启迪作用，尽管很多问题的回答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从中笔者可以管窥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也看到了一位中国研究型大学校长视角中的高等教育。